作家：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波多野结衣 女同
汉武帝刘彻元光元年(前134)十一月,汉武帝袭取董仲舒建议,郡国举孝廉各一东谈主[1]。五月,诏聪敏对策,董仲舒应诏对策,提倡了建立太学的构想,将儒家学说定为总揽天下的念念想。《汉书·董仲舒传》载其《举聪敏对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谈,东谈主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一火以抓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谈,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程序可明,民知所从矣。[2]
《汉书》颜师古注：“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此言诸侯皆系统皇帝,不得自专也。”[3]“归于一”的“一统”不雅念,并不是一个簇新的话题。孔子、孟子、荀子,致使墨子、韩非子、李斯、贾谊等都从不同侧面有所论及。《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下,《公羊传》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4]所谓“大”字,有尊大、尊好意思之意,换言之,也不错说以一统为大[5]。“统”字,东汉何休释为“始也,总系之辞”。他说：“夫王者,始罢黜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东谈主,自山川至于草木虫豸,莫不逐个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徐彦疏曰：“王者罢黜,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逐个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6]何休、徐彦等东谈主的看法,均与董仲舒的念念想密切关系。
董仲舒的真谛真谛,赋予这一传统命题更丰富的内涵。他治《公羊》学,以为“王正月”不仅是承祖命而为,更是尊天意而为,从而提倡了“天东谈主感应”之说,将王者罢黜改制系于“顺天命”上,为君主治世预设了不可质疑的天命依据和职权谈话。这一主张,稳健局面,自然得到汉武帝的鉴赏。
一、《春秋》“大一统”不雅的念念想渊源
《春秋》“大一统”不雅的提倡,有着悠久深厚的念念想渊源。
《庄子·天下》篇将先秦文化分为六派：一是墨翟、禽滑釐,二是宋钘、尹文,三是彭蒙、田骈、慎到,四是关尹、老聃,五是庄周,六是惠施、桓团、公孙龙。《荀子·非十二子》亦分为六派：一是它嚣、魏牟,二是陈仲、史鰌,三是墨翟、宋钘,四是慎到、田骈,五是惠施、邓析,六是子念念、孟轲。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亦分六家：阴阳、儒、墨、名、法、谈德。到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分为九流十家。如果把各家之说归类,发现其家数之不同,多与地域有径直关系。名、法两家不错归为三晋文化,阴阳、谈德两家不错归为荆楚文化,儒、墨两家不错归为皆鲁文化。《春秋》“大一统”不雅与这三大文化系统密切相关。
三晋文化往往指西周全春秋时间晋国文化和战国时间魏、韩、赵文化。战国七雄独立,属于晋文化的就占其中之三。
从举座来看,“晋”或“三晋”(韩、赵、魏)是“华夏古文化”与“朔方古文化”两大古文化区系的弥留纽带[7]。《史记·仲尼弟子传记》和《儒林传记》载,魏国开国君主魏文侯,拜子夏为师[8],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等孔教闻东谈主、军事干将,先后汇集魏地,对于魏国的振兴起到决定性作用。魏文侯虽抚玩皆鲁文化,但也并非亦步亦趋。比方皆鲁文化倡导礼治,而魏文侯却更醉心于法制。他坚抓升引李悝为相,变法更正,促使儒、法念念想的交融和升沉。李悝正本是子夏的弟子,却是法家的鼻祖[9]。在三晋的地皮上,还产生了申不害、韩非等弥留念念想家。两东谈主相距虽有一个世纪阁下,但均强调法制,其主导念念想始终如一。《申子》,《史记》记录有两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六篇,均已一火佚。较完整的言论见《群书治要》卷三六所引《大体》一篇,进展帝王南面之术。《韩非子》五十五篇则是一套完整系统的法家表面体系。从骨子上说,三晋文化多为秦代所袭取。《史记·张仪传记》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东谈主也。”[10]
相传秦东谈主先人乃帝颛顼的苗裔,女修吞食玄鸟蛋,生伟业,从此初始了秦东谈主的历史。《史记·秦本纪》记录秦东谈主的早期历史,充满巧妙色调,或曰起于东部莱芜,或曰起于西陲礼县。历久以来,秦国不与中国诸侯会盟,保抓着戎狄游牧民族的传统习惯。秦东谈主启用商鞅变法以来,“革法明教,而秦东谈主大治”[11]。从此,法家念念想成为了秦国的总揽念念想。法家念念想,崇拜武功,讲务实用,追求一统,这些念念想一直被秦东谈主奉为主导念念想。这种念念想的弥留特征就是功利性,崇拜军功,寡义趋利。由此功利性,又演变成一种热烈的排他性。其结果,势必又会制约秦东谈主的更大发展。孔子早就看到秦东谈主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性情,《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医师,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12]
与之酿成昭着对照的是荆楚文化。
楚国自春秋以来对外选择彭胀政策,北上华夏,称霸争雄,不可一生。战国后期,楚国遭到没顶之灾。就在秦朝灭一火文化的时候,素以文化自诩的楚东谈主扬言：“楚虽三户,一火秦必楚。”[13]对于这八个字的具体联接目前尚有许多分歧,一说是指三户东谈主家,一说是地名,也许这并不很弥留,要津是“一火秦必楚”四字,莫得异义。陈胜、吴广以及刘邦、项羽、萧何、曹参等均是楚东谈主。他们所立傀儡君主亦然楚王后代,证明楚东谈主对于我方国度被秦东谈主所灭,心有不甘,俟机而起也在所势必。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等推翻秦东谈主总揽的弥留武装力量均来自楚地。跟着楚东谈主入主三辅地区,楚文化自然大举西移,投入那时的政治文化中心,组成了那时引东谈主瞩酌量文化现象。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后,楚东谈主从者数万东谈主。刘邦立国后,楚国的昭、屈、景等巨室的西迁,更为三辅地区带来了强盛的楚风。
荆楚文化以老子为轴心。1973年在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老子的《谈德经》。1996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中期的竹简,也发现了八百多片笔墨简,其中也有老子的《谈德经》。这证明,早在战国中期,《老子》一书已经定形。证据《战国策·秦策上》、陆贾《新语·念念务》及落款刘向的《列仙传》等通知载,在战国时期的皆地,谈家的据说相当盛行,像王乔、赤松子等升仙故事,《淮南子》将其放在《皆俗训》篇中[14]。《史记·留侯世家》记录,张良系韩东谈主之后,自幼欲学赤松子,向往仙东谈主意境,故其后有披缁之举。汉家王室成员如刘安、刘向等也缓缓袭取了这种主张。刘向所献所撰,多为这类“谈术”之书。这证明荆楚文化的影响口角常平常的。
荆楚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的弥留影响了得表当今楚歌的盛行。这类作品,除《楚辞》以外,还有《孟子·离娄》内部记录的《幼稚歌》(又叫《沧浪歌》),《说苑·善说》记录的《越东谈主歌》,《庄子·东谈主间世》《史记·孔子世家》记录的《接舆歌》等。公元前350年前后,屈原来到东谈主世,草创了荆楚文学的新纪元。秦始皇调处中国之后,荆楚文化一时式微。跟着秦末楚东谈主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的崛起,楚歌再度盛行。其后,楚歌格式多有分化,汉代诗歌、辞赋乃至经世致用的文章,依然千里积着楚歌的因素。
总揽阶层的念念想,往往也就是总揽念念想。西汉初年,跟着楚东谈主西移,谈家念念想,尤其是黄老念念想在帝国中枢肠区流行开来。《老子》《庄子》为谈家念念想渊薮。《庄子》五十二篇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已经屡次援引[15]。但在西汉时期,这部书的影响还不足与《老子》比较。黄帝念念想在西汉初年相当流行。《汉书·艺文志》谈家类著录的《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等文章,毛糙就是这么竹帛。
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记录,汉高祖刘邦六年(前201),立宗子刘肥为皆王,以曹参为皆相国。那时天下初定,皆王袭取胶西盖公的建言,推广黄老之学。孝惠二年继萧何之后,曹参入为丞相,又将黄老之学推广到天下。黄老之学的中枢,就是所谓无为贵静之说,亦即《老子》所谓“我无为,民自化;我好静,民自正。”[16]俗话所说“文风不动”,殆即此意。
从西汉前期政治斗争看,所谓黄老之术,究其实质,是一种策略战术,不只是是为安息天下民众的一种技能而已。吕后是以选择这种无为之术,主淌若出于政治酌量。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元勋,推广黄老无为之术,不错灵验地禁绝他们的政治贪图。由此看来,黄老之术不只是是一种修身养性之术,而是一种权术[17]。黄老念念想一直影响到武帝即位之初年。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指》,名义看来对六家之说各有顿挫,但昭着倾向于谈家。
儒家文化以孔孟为代表。除《论语》《孟子》两书外,影响最大的是相传孔子所作的《春秋》。《春秋》其后又派生出《公羊传》《榖梁传》《左氏传》等三传,酿成西汉颇为应允的“鲁学”和“皆学”。鲁学主要应允于西汉前期,《诗》有鲁《诗》,《论语》有《鲁论语》等,强调礼治,疼爱王谈,在学术史、政治史上,均有弥留影响。与鲁学比较较,皆学不错说异军突起。一方面,稷放学宫为儒学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兴风作浪的作用;另外一个方面,皆地濒海,皆东谈主善于假想,勇于创新[18]。在战国后期,皆东谈主敏感地意志到天下终将走向调处的趋势,结合阴阳五行学说、黄老学说,乃至法家主张等,提倡了一种包容百家的大一统表面体系,为西汉前期的总揽者,提供了必要的念念想火器。
楚汉相争之际,刘邦引兵围鲁,鲁中诸儒讲学诵习之声不停,礼乐弦歌之音络续,于是刘邦对儒生心存好感。公元前204年,郦食其向刘邦建议,欲立六国后东谈主以树党,刘邦也袭取了这个建议,并派东谈主刻印。而张良预设八难,从形、势、情三个方面分析了不可立六国之后的兴味,颇有振聋发聩之势。史载,刘邦正在吃饭,听到张良的乘虚蹈隙的分析,顾不上吃饭,痛骂竖儒败事,从此不再信任儒生。
问题是,莫得法例,就不成方圆。刘邦隐没项羽之后,主张简易。结果群臣饮酒争功,乃至拔剑击柱。此时距郦食其事件不外两年时辰。刘邦的困惑,最终由来自鲁国的叔孙通予以圆满的经管。叔孙通对刘邦说,儒者难与逾越,可与守成。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东谈主及朝廷中有学问的东谈主,因秦旧制,制礼作乐,从此群臣不敢逾越礼法。刘邦景仰说,“当天知为皇帝之贵”[19]。由此可见,新朝对于儒学的袭取,经验了一段相对复杂的变化历程。董仲舒念念想的训诫与被疼爱,恰是在此一变化历程中得以发生。
总而言之,咱们不错作这么的轮廓：从子夏弟子李悝《法经》初始算起,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止,中国念念想文化界在这一千多年间经验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犯言直谏到法家罪过念念想的成效,《韩非子》集法家之大成的学说,成为秦王嬴政调处六国的率领念念想,促进了中国大一统现象的酿成。然则周而复始,当法家念念想走向顶点之际,用刑太极,最终马上导致秦国的消一火。
第二阶段是西汉初年荆楚文化的昂首,以黄老念念想为中心,进展寂寥无为。秦代二世而一火的历史申饬,给汉初的念念想家留住了千里重的话题。何如幸免重蹈这段历史的覆辙,不同念念想家自有不同的谜底。秦汉之际的楚东谈主陆贾,鉴于那时百废待兴的现象,提倡在政治上无为自化,在文化上兼容并蓄的主张。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些想法,自然为刘邦所嘲弄,然则他很快就意志到了这些办法的深刻真谛真谛,于是条款陆贾著书,证明秦因何一火、汉因何兴的历史根源。故陆贾《新语》专辟《无为》一篇,以为“谈莫大于无为”,“故无为者乃无不为也”[20]。这是对三晋文化的一种含糊,亦然对荆楚文化的张扬。
第三阶段是汉武帝袭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念念想界百川归一。如前所述,战国时间,东谈主们苦于诸侯割据混战,渐渐地产生了调处的条款。这种念念想在产生于春秋末的《左传》中已有萌芽,而在战国中期的《孟子》中缓缓明确,到战国后期更趋热烈。《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念念想正响应了那时东谈主们普遍的条款。
从这个真谛真谛上说,西汉初年所倡导的《春秋》“大一统”不雅,虽以儒家念念想为骨干,试验上融汇了诸子百家学说,其中谈家和法家念念想,更是占据了弥留的位置,酿成了一个外儒内霸的念念想体系。
二、《春秋》“大一统”不雅的历史内涵
《礼记·礼运》将旷古历史的运行,分为“天下一家”与“天下为家”两种形态。天下一家,是说天下乃天下东谈主共有之天下,是谓大同。当历史投入到独到制社会以后,以血统为纽带,天下为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这是国度的雏形。
在《元光元年举聪敏对策》中,董仲舒说：
圣王之继浊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会而崇起之。教会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季世,大为一火谈,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行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谈,而颛为自恣精炼之治,故立为皇帝十四岁而国破一火矣。自古以来,未始有以乱济乱,大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东谈主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斯之甚者也。[21]
董仲舒以为,孔子作《春秋》就是要总结由公到私、礼崩乐坏的历史申饬。他说：“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22]《春秋繁露·俞序》也说：“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23]那么,“后圣”是谁呢?《元光元年举聪敏对策》连接写到：“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24]董仲舒以为,与其临河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法先王,成“后圣”,这是董仲舒的最大愿望。他从《公羊春秋》中推衍大义,全心构筑起天、地、东谈主三位一体的“三统”,又以子正、丑正、寅正为“三正”,以夏、商、周三代为正宗,并悉力将这种表面赋予实践品格,为“后圣”就业。
董仲舒少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下帏讲诵,有三年不窥园之据说,他的主要效果皆集保存在《春秋繁露》中。他说：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东谈主。[27](《精华》)
《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28](《竹林》)
《春秋》无常辞,唯德是亲。[29](《不雅德》)
所谓无达辞,无通辞,无常辞,其义一也,即“从变而移”,“一以奉东谈主”,即在合适局面与天意的变化中阐释君权的正当性,已毕国度的大一统。这是董仲舒的初志,亦然他倡导《春秋》大义的根柢所系。
从大的方面说,这一主张至少有如下历史内涵。
第一,从“大一统”到正宗不雅念。
《礼记·丧服四制》：“民无二主,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30]《汉书·王吉传》载王吉上疏：“《春秋》是以大一统者,宇宙同风,九有共贯也。”[31]此即公羊学“大一统”之义。董仲舒师承此说,注重法先王,更强调“以《春秋》当新王”[32],“令万物无不逐个皆奉之以为始”[33]。为此,他积极融汇法家、谈家、阴阳家及黄老念念想,极地面拓宽了这个命题的内涵和外延。如《春秋繁露·立神元》就有谈家念念想因素。他说：“君东谈主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毫厘,驷不足追。故为东谈主君者,谨本详始,谨言慎行,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孤独无为,休形无见影,掩声无出响。”[34]又如《身之养重于义》《不雅德》《深察名号》等篇,强调义与利,祸与福,心与身,天与地之名号等不雅念,毛糙也出自古谈家。《保位权》：“国之是以为国者,德也,君之是以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失恩则民散,民散则国乱,君贱则臣叛。是故为东谈主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拘泥其权,以正其臣。”[35]又近于阴阳五行及法家念念想。
《公羊传》强调法先王,更强调了“正”的弥留性,用“正”来量度事件。如《哀公十四年》载：
《春秋》因何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因何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正人曷为为《春秋》?拨浊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各位子乐谈尧舜之谈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正人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正人之为,亦有乐乎此也。[36]
这段话出于《公羊传》最末处,“所见”“所闻”“所传闻”都是以孔子为主体,指《春秋》十二公务有的为孔子亲见,有的是孔子径直听得,有的则是孔子听到的传闻。《春秋繁露》以此为基础,强调“《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正人之所见也。襄、成、文、宣,正人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正人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37]因为这三者来源不同,是以孔子作《春秋》用辞有异,酌量在于“制义”,即拨浊世反诸正,以此恭候后世的圣王。《聪敏对策》释“正”曰：“臣谨按《春秋》之文,求王谈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谈之端辛苦。”[38]这是《春秋》“正”之大“义”,涵义至广,但中枢唯唯独个,即《公羊传》所强调的“尊君”,通过“制义”细则王权等第的统统泰斗。《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明确说：
《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因何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罢黜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是以明易性非继仁,通以己受之于天也。[39]
“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董仲舒通过对《春秋》的阐释,将《春秋》大义推向极致,强化了“正宗”不雅念。所谓“正宗”,就是要用“正”来“统”天下,由“统”来确保“正”,为王朝的高下授受有据、总揽的正当性提供证据。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口角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口角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40]“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以外,好意思恶乃形。”[41]由此看来,正宗的实质就是“正者,是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是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又不正与不一,然后正宗之论作。”[42]欧阳修说：“正宗之说,肇于谁乎?始于《春秋》之作也。”[43]梁启超也讲到：“统字之名词何自起乎?殆最先于《春秋》。”[44]其实,《春秋》字面并无大义与正宗的叙述,这些不雅念的酿成与董仲舒的阐释有莫大关系。
“正宗不雅”成为中国文化中极为弥留的不雅念范围,看成古代政权成就本人正当性的弥留言说,是宗教、文化等意志形态与现实政治运作的纽结点。正宗是政权存在正当的依据和基础。王朝建立的“正”与“不正”,正当与分歧法成为史家判别一旦一代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的主要方法。历史上各个政权为了标榜本人为正宗,无不自强方法,举例魏晋南北朝时间,南北割裂,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南朝为“岛夷”。北宋前期最弥留的《春秋》学家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通过阐释《春秋》的“尊王”大义来孤寒中央集权制,强化皇权,用世之意很昭着。南宋的正宗论更偏向空间上的正宗诉求,故强调“攘夷”,胡安国的《春秋传》就是历史见证。每到改姓易代之际,这种正宗不雅总会成为磋磨的焦点问题。
第二,从正宗不雅念到天东谈主合一。
正宗不雅念细则之后,何如孤寒正宗,便成为董仲舒念念想的焦点。他以为,天、地、东谈主是万物之本,依据《春秋》就不错知天意,接地情,通东谈主事。因此,《春秋》之谈,至大至高;至大不错王天下,至高不错称霸王。他极度强调王谈、罪过并用的弥留性,致使断狱、选官,也要借用《春秋》之义。《春秋繁露·精华》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罪魁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45]诛罪魁,志善者,孤寒政权的严肃性。在《俞序》中,董仲舒致使以为,治理国度,莫得不学《春秋》的,如果不学《春秋》,则不行预见前后旁侧之危。《元光元年举聪敏对策》也说：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谈,下质诸情面,参之于古,考之至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歪邪之所施也。[46]
董氏将“天”视作万物之祖,并把天的节奏和呈现与圣东谈主所为完全对应起来。为此他不吝加进多量灾异空闲之类的内容,与帝王德政进一步计算起来。比如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的据说,董仲舒就以为是“罢黜之符”,是上天“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47]这是董仲舒行使对《春秋》的阐释来建构汉家政治泰斗的弥留法宝。
第三,从天东谈主合一到君权神授。
《公羊传》从“元年春王正月”阐释出“大一统”,却并未对“元”过多阐释,仅以为就是每一个君主的第一年都称为元年。从董仲舒初始,强调以“始”来解释“元”：
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48](《元光元年举聪敏对策》)
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49](《春秋繁露·重政》)
是故《春秋》之谈,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规定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50](《春秋繁露·二端》)
《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51](《春秋繁露·王谈》)
他起初注重阐扬公羊学所强调的“神—东谈主”关系,构建出一套在天地纪律与东谈主伦法例之间能互相对应的“天—东谈主”结构关系。东汉何休在《公羊解诂》中进一步将“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界说为“五始”。其中,“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时之始,文王乃周罢黜之始,正月为政教之始,公即位示意一国之始。这“五始”示意着天经地义的总揽纪律。帝王登基,实乃天意。《春秋繁露·玉杯》：“《春秋》之法,以东谈主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52]汉代的念念想家、政治家无不秉抓这么的理念,来为那时政治就业。《汉书·路温舒传》载路温舒上疏宣帝说：“《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罢黜之统,涤烦文,除民疾,拨乱为治,以应天意。”[53]这已成为那时的共鸣。
第四,从君权神授到天下不雅念。
董仲舒的念念想不仅有为王朝立“正”溯“统”的主见,同期也但愿借之规诫王权,对可能轻易妄为和无穷泛滥的君权进行更形表层面的监督和逼迫。《元光元年举聪敏对策》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不雅天东谈主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度将有失谈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内省,又出歪邪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慈祥东谈主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一火谈之世者,天尽欲扶抓而安全之,事在强勉而完结。[54]
《庙殿失火对》《雨雹对》等,都用《春秋》来证明注解各样灾奇观象。《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度之失,国度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歪邪以战栗之;战栗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东谈主也。”[55]这么,作家把我方摆在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即不错通过对《春秋》的证明注解,起到对帝王劝善惩恶的作用。
何如最大逼迫地幸免灾异呢?他在《春秋繁露·王谈》中提倡,要顺民意：“《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谈,王谈也;王者,东谈主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蔼,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幷见。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56]他在《为东谈主者天》中又说,五帝三王时间是以“不敢有君民之心”,就是不敢自谓君民,要对天有敬畏之心,“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57]
董仲舒倡导的《春秋》大义,不仅是君对臣民的“统”,还强调君对天、对民的敬畏。《春秋》大义对天、君、臣、民,以及中国—夷狄的双向制约强调,影响了后世的大一统念念想,以致成为一种“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讲：“(孔子)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谈备,东谈主事浃。”[58]司马迁对《春秋》“义法”的联接上承董仲舒的《举聪敏对策》,在汉代四百多年中具有代表性,后世阐发《春秋》大多不离这一基调。在武帝但愿建立调处矫健政权的时间,董仲舒既提供了“君权神授”的表面依据,还提供了监督君权的“正义”依据。
第五,从天下不雅念到调处实践。
孔子作《春秋》,时值礼崩乐坏之际。他要尊王攘夷、回复正宗。《公羊传·僖公四年》用“中国络续若线”[59]轮廓其大义,成为中华英才的一种文化招供,影响极为久远。自然,在春秋末叶,这还只是一种联想。战国时间,诸侯纷争,口角混浊。《孟子·万章》引孔子曰：“民无二主,民无二王”[60],表达了从头回复纪律的时间心声。何如回复这种礼乐时髦呢?《管子》说：“皇帝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皇帝,医师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一轨同风,此至正也。”[61]《荀子·非十二子》则提倡师法舜禹：“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东谈主民,兼利天下,邃晓之属,莫不从服。”[62]吕不韦、李斯提倡了雷同的主张,吕不韦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是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是以一之也;天下必有皇帝,是以一之也;皇帝必执一,是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63]又说：“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执一不二,就是要调处。李斯也立志“灭诸侯,成帝业,为八纮同轨。”[64]公元前248年,吕不韦带兵灭掉东周。又过了二十七年,秦王嬴政横扫六国,建立了调处的秦王朝,将“大一统”的理念付诸实践。
不圆善憾的是,“秦世不文”,立时得天下,亦立时失天下。这一千里痛的历史申饬,让西汉初年的念念想家深刻地意志到,强化中央集权,建立礼乐轨制,是国度久安长治的善策。贾谊《新书》说：“臣为陛下建三表,设五饵,以此与单于争其民,则下匈奴犹振槁也。”[65]又说：“苟或非皇帝民,尚岂皇帝也。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者皇帝也,苟舟车之所至,东谈主迹之所及,虽蛮夷戎狄,孰非皇帝之所哉?”[66]那时内忧外祸,无法已毕这些理念。
汉帝国开国七十余年后的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再一次提倡这一主张,切合现实的需要,响应了时间的先声。
三、《春秋》“大一统”不雅的政治诉求
汉武帝进展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尊王攘夷,强调以公法正天下,试图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技能,积极处理文化多元与政治一统的毒手问题。
先说尊王问题。
春秋时期,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周衰,皇帝幽微,诸侯力政,医师专国,士专邑,不行行度制法文之礼,诸侯挣扎,莫修贡聘,奉献皇帝,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杀其宗,不行统理,更相伐锉以广地,以强相胁波多野结衣 女同,不行制属,强奄弱,众暴寡,富使贫,并兼无已,臣下上僭,不行不容。”[67] (《春秋繁露·王谈》)因此,《春秋繁露·十指》明确指出,要强化中央集权,使尊君而卑臣,则“君臣之分明矣。”[68]那时的情形恰巧违反,是强枝弱干。西汉初年,所在势力矫健,贾谊、晁错本《春秋》之义,屡次上书肯求削藩,“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诸侯之君,敢自裁不敢反,知必菹醢耳。不敢有异心,辐辏并进而归命皇帝。”[69](《陈政治疏》)。景帝末年,吴楚七国以“清君侧”为名发生叛乱。景帝杀了晁错,并未换来所在势力的调解。这个惨痛申饬,让汉武帝记得在心。即位起原,他就初始强化中央集权,消解所在贵爵势力,马上改变历久以来困扰朝廷的末大不掉的被迫现象。
《春秋繁露·度制》说：“圣东谈主之谈,众注重之类也,谓之度制,谓之礼节,故贵贱有等,衣着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是以一之也。”[70]度制,就是轨制。董仲舒的建议,就是从轨制层面脱手,整合社会纪律,范例东谈主伦尊卑,报复所在势力,使之归于一统。汉武帝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强化轨制缔造,确保中央集权。在政治方面,武帝取消了所在自行任命仕宦的特权,压缩诸侯王国的疆域和职权,如淮南王所辖地区,一分为三,分而治之。在经济方面,汉武帝启用大商东谈主桑弘羊,收回所在铸钱的职权,实行盐铁政府专营的经济政策。在念念想方面,汉武帝但愿借助儒术的力量,马上消解汉初以来盛行的战国习气、黄老之学。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崇拜黄老的窦太后示寂,汉武帝亲政改元,举聪敏对策,遂袭取了董仲舒提倡的独尊儒术的主张,将儒家念念想成就为总揽念念想。
再看攘夷问题。
在自如中央集权的同期,汉武帝但愿通过军事技能,尽早经管边患问题。毕竟,军事是政治的最高格式。攘夷是《春秋》大义之一,亦然国度“大一统”的政治诉求。更而且,这里还有君父之仇[71]。
《公羊传》曰：“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络续若线。”[72]这里说的是春秋时期的情形,而战国以来的面貌依然照旧。《春秋繁露·精华》说：“《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无遂事者,谓平生安宁也。专之可也者,谓救危除患也。”[73]从那时情形看,关中地区依然有南北夹攻之虞,必须有所应变。南是指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岭等五岭以南的广地面区,大致包括今天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所在割据势力仍在。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岭南地区画入中国河山,始于秦始皇调处中国后不久。他曾动用数十万军力,开导数载,临了在始皇三十三年(前214)攻取岭南,建立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初度将岭南地区纳入中华调处的河山之中。
秦末汉初,趁华夏战乱,赵佗建立了南越国,实行郡县制和分封制。汉初经陆贾游说,称藩于汉朝,在文化上与华夏保抓着往往的战争。然则他们对于华夏的恐吓无时不在。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武帝分五路雄师灭南越国,将岭南地分歧为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南海、日南、儋耳、珠崖等九个郡,归交州刺史部所监察。南越国从建立到消一火,前后不外九十三年。秦末复原之战及此次干戈,前后有多半华夏东谈主士南迁,“与越杂处”,将华夏先进文化带到岭南地区[74]。
至于北部,问题更为复杂。六国以来,这里历久为匈奴所占据,在获得丰富给养的同期,又与西羌联手,不停地阻挠华夏。秦始皇曾派蒙恬统帅三十万雄师布防戍边,还将原来秦、赵、燕朔方边境的长城联接起来,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丹东),绵延万里。尽管如斯兴师动众,却并莫得报复住匈奴向内地彭胀的贪图和实力。
楚汉相争方式缓缓开朗的情况下,刘邦曾想在平定内地的同期,也能经管秦始皇以来一直困扰华夏的边患问题,但在平城堕入险境,简直丧命。这让刘邦意志到边患问题的经管绝非一蹴而就。他不得不袭取娄敬的建议,细则了与匈奴的和亲政策。高帝八年、惠帝三年、文帝前六年,景帝前五年,四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予单于。《史记》《汉书》都记录,刘邦身后,冒顿叮嘱使臣送给吕后一封书信,颇多侮辱之词。而那时的国力依然不彊,吕后只可连接履行和亲政策,别无聘请。文帝刘恒起于代王,戍边多年,深知匈奴问题的复杂敏感。匈奴凭借着矫健的马队上风,转战迟疑,生动多变。而汉朝戎行的每一次调防,动辄数万,大兵深入,除了兵源问题而外,最大的报复还在于补给问题。在这么的配景下,文帝也只可被迫防卫,无法经管根柢问题。
景帝刘启初年曾经叮嘱陶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在经管了吴楚七国之乱以后,他初始认真地商量何如从根柢上经管边患问题。中元四年(前146),御史医师卫绾上奏,不容战马出关。这一建议得到景帝高度疼爱。《汉书·晁错传》载,晁错反念念与匈奴的交战中不胜一击的申饬,在车、马、东谈主方面,匈奴有其自然上风。为弥补我方劣势,景帝初始处心积虑,充实戎马。从连年发掘的景帝阳陵陪葬坑所发现的数见不鲜的车马俑来看,诚然只是什物的三分之一,与秦始皇陵戎马俑有着较大的尺寸相反,然则这里败清晰热烈的信息,即汉景帝已经把戎马问题摆在了弥留的议事日程上来。在那时,决定干戈赢输的一个弥留因素就是戎马。显然,景帝已为此作了积极准备。
《春秋繁露·王谈》：“《春秋》之义,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雠,非子也。”[75]汉武帝对于匈奴的热心早在即位之初就初始了。证据《资治通鉴》卷一七的记录,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就曾诏问公卿是挞伐匈奴,还是履行和亲政策。那时,王恢力主挞伐,而韩安国则倡言和亲。鉴于那时国力,武帝还是听从了韩安国的建议,但翌年又改变主意,转从王恢之议,使马邑东谈主聂壹一火入匈奴,小试锋芒。在他即位的起初六年,这个问题恒久困扰着汉武帝。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建元中,“汉方欲事灭胡”[76],然则,何如“灭胡”,武帝心里并莫得底,马邑之战,无异于玩火。
从前边的敷陈知谈,汉高祖七年细则的和亲政策,确保了边境七十余年无大事。马邑之战诚然莫得径直交火,然则汉与匈奴的关系却严重恶化,汉武帝自然要承受留意大的压力。就在这一年,大月氏来使求助,说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颅看成饮器。大月氏大怒格外,恳请汉朝共击匈奴。汉武帝正在商量何如“灭胡”,闻知此讯,乃招募使臣前去西域探访虚实。张骞以郎报命前去,一去十三年,直到元朔三年(前126)才回到京城,带追忆多量的西域信息。在这期间,汉朝与匈奴的干戈已经打响。公元前133年六月,汉武帝叮嘱韩安国、王恢等五将军率兵三十万出塞,从此开启与匈奴长达四十年的干戈。
从那时策略面貌看,决定干戈的胜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边对河西走廊的掌控。这是一条集策略、营业、信谈为一体的通谈,径直关系国运的枯荣。《春秋繁露·楚庄王》说：“国度治,则四邻贺;国度乱,则四邻散。”[77]元狩元年(前122),汉武帝初始议置河西诸郡,至后元元年(前88)敦煌郡的设立,河西四郡的建置,前后历经三十四年[78],成效地斩断了匈奴的左膀右臂,灵验地逼迫了四周局势。
河西的厚实,确保了丝绸之路的顺畅,有了矫健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这时再“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厉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79],悉数这个词面貌发生了根人道的变化。
文化上的交流真谛真谛也了然于目。河西四郡设立后,自然有侨民谋略随之而来,普及了当地的文化水准。这些侨民中,许多是穷人和罪东谈主。就军事真谛真谛上说,他们的到来,主淌若起到了屯兵的作用。此外,还有多量的文东谈主为躲闪战乱,也逃往西北地区。悉数这些,都在客不雅上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汉书·匈奴传》载,太始四年(前101),汉武帝下诏伐匈奴说：“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皆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80]武帝的拓边攘夷步履,不仅是“列四郡,据两关”,还包括开发西南,平定百越、投诚朝鲜等战役。这些政策的制定,有充分的法理依据,这就是“《春秋》大之”。
四、《春秋》“大一统”不雅的文化呈现
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六编《〈公羊〉古义辑》汇总相关贵寓,证明《春秋》公羊学念念想在战国秦汉时期有平常的传播和弥留的影响。其实,不只是是公羊学,孔子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翌日之法,褒善黜恶,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81]所谓“异言”,即《汉书·艺文志》所说：“《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稀有家之传。”[82]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东谈主的辞赋,司马迁、班固等东谈主的史传,谷永、路温舒等东谈主的奏记,还有刘向、刘歆父子的杂传疏议,桓宽、桓谭的著述等,都会援用到《春秋》,尽管师承不同,但都提倡改轨制,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始的主张,多聚焦君臣遇合主题,但愿在那样一个不错时间超卓的时间,大约脱颖而出,立功立事,这是秦汉文学的一个弥留主题。不错说,他们的创作与《春秋》大一统不雅息息相关,更与秦汉时间的特殊政治文化配景风雅链接。
咱们知谈,战国以来养士之风盛行,战国四大令郎自毋庸说。阿谁时候的文东谈主,弃信违义,并无一定之规。到了战国后期,情形发生了变化。吕不韦来自华夏,对于战国以来各家学术应当多所了解。他并莫得像战国四大令郎那样为谋一己之私或一国之利而各有主张。恰恰违反,他充分细心到稷放学宫各派的纷争与交融,对于多样念念想,兼容并蓄。因此,《吕氏春秋》在学术方面最值得细心的是对先秦各家学说的汇总。在融汇百家之说的同期,他极度强调了“士”的品行的弥留性。他条款的“士”,要进展精神意境,不偏不党,柔而坚,虚而实。这标明,经过永劫辰的战国纷争,东谈主们已经厌倦了那种缺少口角不雅念的纷争,而倾向于对国度一统、万众一心的热烈诉求。
西汉初年,刘邦吸取了秦代大权旁落外姓的申饬,分封子弟,与大臣共盟：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诛之。所在势力如吴、楚、梁、淮南等诸国,也由此扩充势力,并招纳文人,扩大影响,又缓缓酿成战国时期的习惯。高祖刘邦之子中,吴王刘濞、楚王刘交、皆王刘肥、淮南王刘长;文帝刘恒之子中,太子刘启、梁孝王刘武;景帝之子中,河间献王刘德、鲁恭王刘余等,无不开馆延士,为众东谈主凝视。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大臣也隆礼敬士,如平津侯公孙弘自以布衣为宰相,乃开东阁,营客馆,以招天下之士。西汉前期弥留文东谈主如邹阳、枚乘、枚皋、司马相如、羊胜、公孙诡、路乔如、丁宽、韩安国等东谈主,无不在所在割据势力中担任幕僚,天下有变,号为“军师”;承平时期,不外就是文学弄臣。
汉武帝对此心知肚明。他不只是是宏才大略的政治家,亦然了得的文学家。他深知政权的自如需要文化来固本聚魂。因此,他对文东谈主学者,选择恩威并施的政策。最弥留的举措,就是安车蒲轮,征召枚乘进京。可惜枚乘年老多病,死于谈中。但不管何如,枚乘之死具有弥留的标记真谛真谛,它试验上标识着盘根错节的贵爵文化缓缓走向结束,标识着无为自化的黄老念念想缓缓走向结束,标识着居安念念危的忧患意志缓缓走向结束,也标识着汉帝国投入一个念念想文化高度调处的全新时期。
在《春秋》“大一统”不雅的统率下,秦汉念念想家和文学家稳健时间条款,积极有为,创造了属于他们阿谁时间的文化效果。
在《难蜀长辈》《封禅文》等文中,司马相如屡次谈到《春秋》,深刻地相识到《春秋》“大一统”的中枢价值。他的《乌有上林赋》比较了诸侯与皇帝的异同,最终归结到皇帝,归结到一统。史册记录,司马相如身后,夫东谈主对朝廷派来的东谈主说：“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臣来求书,奏之。”[83]这卷书就是《封禅文》,提倡封禅泰山的问题。
严助是汉武帝时期一位有名的文学家,来自会稽。武帝即位之初,为劝诱优秀东谈主才,特设文学聪敏。严助借此契机投入高层,得到汉武的热心。闽越的戎行攻打东瓯,东瓯求情。有东谈主主张毁掉,以为那是闽越与东瓯的问题,与中央朝廷无关。而严助别具目光,以为一定要复旧东瓯,经管边地的平缓问题。司马相如和严助来自边地,在事关国度完整的首要事件眼前,表示出昭着的政治气魄,因而得到武帝的疼爱。
与司马相如和严助比较,董仲舒在政治上并不称心,作《士不遇赋》(《艺文类聚》三十),以为庸东谈主当谈,“随世而轮转”。作家自叹进退为难,没衷一是。他意想了伯夷、叔皆的高蹈避世,意想了伍子胥和屈原的毙命江心,一心向善,不肯向平庸调解。唐代元结《自箴》《汸泉铭》《淔泉铭》《恶圆》《恶曲》等名文无不源于此。尽管如斯,他依然稳健了历史的潮水,提倡了一系列孤寒国度调处的主张。
司马迁也志存高远,对战国以来的纵横习惯颇为抚玩,而在现实生活中,颇感压抑,也写稿一篇《悲士不遇赋》,景仰时运不济,顾影独存,屈而不伸,好意思恶难分[84]。尽管如斯,他也“闻之董生”,以《春秋》为本,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谈,下辨东谈主事之纪,别嫌疑,明口角,定踌躇,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死活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谈之大者也。”然后“厥协六经异传,整皆百家杂语”[85],忍气吞声地编纂出一部究天东谈主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全面系统地勾勒出中中语明自五帝以来“络续若线”的谱系。《春秋》大义,一望广阔。是以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下》说：“迁、固本纪,本为《春秋》家学”[86],实为有得之见。
董仲舒和司马迁在政治生活上的“不遇”毛糙是的确的。他们的官位都不高,奇迹也不显,致使连生卒年都省略,然则他们生逢国力百废俱举之时,这种“遇”又是千载难逢的。在这么一个激越有为的时间,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为汉帝国强化中央集权出野心策。司马迁著《太史公书》,历史地证明了中华英才是一个同源共生的时髦载体[87]。
在汉帝国走向强盛的历史进度中,以董仲舒、司马相如、严助、司马迁等为代表的一代文学人人,在文化缔造中阐扬了弥留作用。
第一是进一步范例笔墨,为中国的文化一统奠定基础。
汉高祖刘邦起自布衣,其臣下亦多一火命恶棍之徒。他们多不可爱儒生,致使见到戴儒冠的,还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便溺其中。即皇帝位后,群臣争功,闹得不亦乐乎,刘邦只可叫叔孙通出来制定礼节,这才知谈皇帝之贵,也由此知谈学问的弥留性。《古文苑》卷一○载汉高祖《手敕太子》,对我方学无术颇多悔意。看成丞相,萧安在汉帝国创业之初,就制定了识字书写轨制,若干也响应出刘邦渴求文化的心思。萧何法例：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试以六体[88],收获优秀者才调为尚书、御史等。仕宦上书,字或不正,要被标谤。《汉书》记录,石奋上书,写“马”字少一笔,惊悸万状,致使以为要“获谴死”[89]。由此可见那时法律的威慑力量。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笔墨并不调处。即就是距离很近的诸侯国,笔墨也不尽换取,比方山东莱阳发现的莱阳陶壶就与邹、鲁不同;致使邹鲁之间,近在目下,其陶文与传世鲁器彝铭笔墨也有远隔。秦以小篆为调处字体,丞相李斯的《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的《爰历篇》和太史令胡母敬的《博学篇》等笔墨学文章均以小篆为方法,对于那时文化一统以及汉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为要津的作用。
从《汉书·艺文志》序中知谈,《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书在西汉初年多有流传,有东谈主还将三书合成一书,加以修订,成为两汉念书东谈主的基本讲义之一。东汉许慎乃默契前代字书,总结了战国以来解释笔墨的“六书”表面,集其大成而著《说文解字》。全书十四篇,叙目一篇,依据笔墨形骸和偏旁结构分列540部,每部以一共同的字作部首,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往常的笔墨训诂,使正本芜乱无类可归的笔墨有了归类的方式。这是秦汉文东谈主为中华一统所作念的最弥留的孝顺。最近一百年,在西北边疆发现的汉简中,往往有《苍颉篇》《急就章》等字书,证明童蒙读物在当地相当流行。
第二是整理典籍,管待文化高涨的到来。
秦汉以来,朝廷政府对典籍集合十分疼爱,汉高祖刘邦初攻咸阳时,丞相萧何率先收藏秦朝的律令典籍。汉武帝时,下令搜集天下典籍。到了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又命谒者陈农前去所在收求遗书。国度藏书日益增加,出现了“书积如丘山”的现象,但也给收藏、运动、阅读带来了未便,亟须进行分类整理。于是,汉成帝命刘向在皇家藏书楼天禄阁指令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典籍整理职责。刘向每校完一书,都附上叙录一篇,临了又把各叙录另抄一份集在一皆,称为《别录》,凡二十卷。《别录》是中国第一部详确的书目纲目,系统地总结了先秦以来的学术发展情况,对后世目次学产生了长远影响。
在刘向《别录》基础上,刘歆编写《七略》,将那时的竹帛分为六大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略”本是界域的真谛,这里指类别。六艺略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及“小学”等九目;诸子略包括儒、谈、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演义等十目;兵书略包括兵霸术、兵面貌、兵阴阳、兵技巧等四目;数术略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目;方技略包括医经、经方、忠良、房中等四目;诗赋略包括歌诗、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等。这种分类著录,成为中国古籍目次整理与研究的基本范式[90]。
第三是创作辞赋,使其成为一种最具人人阵势的文学。
汉代流传的一些笔墨学文章,多汲取骈文方式,如《凡将篇》《急就章》等,多是七言句式,可能是便于记诵的起因。司马相如、扬雄等东谈主的辞赋创作,在描述物象时,多以类相从,访佛一部《尔雅》。还有的辞赋,兼有地舆教科书的作用,虚中有实。汉赋的这种特色,贬之者以为这是“以深邃之词,文通俗之说”[91],扬之者则以为这是一种传播文件学问的迥殊方式。明代古文家盛称“文必秦汉”,秦汉文章,极度是应用文章的最大性情就是字字计算,句句推敲,可能与此实辛勤能计算。
不仅如斯,司马相如在前东谈主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成就了大赋的基本品格,一是内容交集,包罗万象,带有博物色调;二是东南西北,亘古亘今,可谓时空沉着;三是辞藻深邃,华彩飞扬,具有磅礴阵势。在古代文东谈主心目中,辞赋已不仅是案头文学,也不只纯是娱宾遣兴的笔墨,它不错充分展现个东谈主的才学、国度的意志,还偶而间的特色。因此,汉唐时期,辞赋创作的犀利是量度一个文东谈主才学崎岖的弥留标识。历代文学总集、文学选本,乃至个东谈主文集,往往要把辞赋摆在第一位,这也成为一种通例。
第四是创建乐府,通过礼乐轨制渲染帝国的泰斗与在朝的正当。
在线影院jjj85秦始皇调处六国后,巡缉天下,并让李斯撰写七篇颂词,刻在石上,但愿流传久远。此外,秦始皇还设立乐府,以礼乐演奏的方式,强化历史的叙述[92]。从唐代杜佑《通典》的记录中知谈,在秦汉时间,
掌管音乐的官职有两个,一是太乐,一是乐府,各有单干,太乐掌管传统的祭祀雅乐,归奉常驾驭;乐府掌管当世民间俗乐,归少府驾驭。
《春秋繁露·郊义》说：“郊义,《春秋》之法,王者岁一祭天于郊,四祭于宗庙。”[93]在这么的配景下,郊庙歌就愈加弥留,成为国度礼节范围。《春秋繁露·天谈施》说：“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94]司马相如参与创作了《郊祀歌》十九章,亦然体情之作[95]。这些诗歌虽非一时之作,作家也非一东谈主,多是文东谈主创造。还有一部分“歌诗”采自民间,也被演唱,藉此了解时政,体察民情。秦汉乐府轨制的建立,为孤寒中央集权起到弥留作用。
元狩六年(前117),司马相如死,汉武帝从其家中获得《封禅文》。六年后,始祭后土,用雅乐。而后,武帝出师平定南越之乱,遂置九郡;又派李息等平定西羌之乱,初置河西四郡,确保中西方经贸文化交流的顺畅。西南边面,建立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五郡。武帝以为功高盖天,遂磋磨手下,决定实施司马相如封禅之议[96]。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即位三十年之际,平允礼节,庄重封禅泰山。同期,汉武帝又大兴天地诸祠,命群臣作诗颂,李延年为新声,郊祀始用乐舞,与士医师更正,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从此,汉帝国投入昌盛时期。
注 释：[1]《后汉书·和帝纪》注：“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初开其议,诏郡国举孝廉各一东谈主。”(《后汉书》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0页)各郡国察举东谈主数见《通典》卷一三。《资治通鉴》卷一七谓“从董仲舒之言也”(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76-577页)。《北堂书钞》引《汉官仪》：“孝廉,古之贡士,耆儒甲科之谓也。”“孝廉年未五十,先试笺奏,初上试之以事,非试之意诵也。”(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七九,天津：天津古籍出书社,1988年,第324页)
[2]《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页。
[3]《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3页。
[4]《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96页。
[5]陈徽：《〈尚书·洪范〉与公羊“大一统”念念想》,《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6]《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96页。
[7]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三晋考古》第1辑,太原：山西东谈主民出书社,1994年,第1-9页。
[8]《史记》卷六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03页。
[9]《汉书·艺文志》著录《李子》三十二篇,已经一火佚。《晋书·刑法志》称作《法经》六篇。秦汉以后的法律都是以《法经》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10]《史记》卷七○,第2304页。
[11]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二,《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5-96页。
[12]《史记》卷四七,第1910页。
[13]《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00页。
[14]详见刘跃进：《释“皆气”》,《文件》2008年第1期。
[15]详见刘跃进：《贾谊所见书蠡测》,《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6]《汉书》卷三九《萧何曹参传》,第2019页。
[17]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老氏书作用最多,乃示东谈主若无所能,使东谈主入其樊笼而不自愿,开后世霸术变诈之习,故为异端。”(朱一新著,吕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1页)
[18]参见刘跃进：《“鲁学”解》,《皆鲁学刊》2008年第1期。
[19]《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传记》,第2723页。
[20]陆贾著,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9页。
[21]《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4页。
[22]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1989年,第33页。
[23]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35页。
[24]《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5页。
[25]《春秋公羊传注疏》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90页。
[26]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一编《导言》第一章：“按《公羊传》之著于竹帛在景帝时之说,其证则哀三年经‘季孙师、叔孙州仇帅师城开阳’,《左氏春秋》开阳作启阳,《公羊》作开,正为景帝讳之也。”(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书社,2002年,第9页)
[2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第24页。
[28]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二,第15页。
[29]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九,第56-57页。
[30]《礼记正义》卷六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95页。
[31]《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第3063页。
[32]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第42页。
[33]《春秋公羊传注疏》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196页。
[34]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42页。
[3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39页。
[36]《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353-2354页。
[3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第10页。
[38]《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1-2502页。
[39]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第41页。
[40]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第59页。
[41]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第19页。
[42]欧阳修：《原正宗论》,《欧阳修全集》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76页。
[43]欧阳修：《原正宗论》,《欧阳修全集》卷一六,第276页。
[44]梁启超：《论正宗》,《饮冰室书籍》文集之九,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第20页。
[4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第23页。
[46]《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15页。
[4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35页。
[48]《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2页。
[49]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第33页。
[50]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第35页。
[51]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第25页。
[52]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第12页。
[53]《汉书》卷五一《路温舒传》,第2369页。
[54]《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498页。
[5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八,第54页。(《汉书·孔光传》：“臣闻师曰,天左与王者,故灾异数见,以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怕惧,有以塞除,而轻忽简诬,则凶罚加焉,其至可必。”《谷永传》：“臣闻灾异,皇天是以谴告东谈主君缝隙,犹严父之明诫。怕惧敬改,则祸销福降;忽然简易,则咎罚不除。”(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一、卷八五,第33-59页、第3450页)
[56]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第25页。
[5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逐个,第65页。
[58]《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序》,第509页。
[59]《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49页。
[60]《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35页。
[61]房玄龄注：《管子》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1989年,第102-103页。
[62]杨倞注：《荀子》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1989年,第29页。
[63]吕不韦：《吕氏春秋》卷一七,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1989年,第151页。
[64]《史记》卷八七《李斯传记》,第2540页。
[65]贾谊：《贾谊新书》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1989年,第30页。
[66]贾谊：《贾谊新书》卷四,第33页。
[6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第25页。
[68]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第33页。
[69]贾谊：《贾谊新书》卷二,第17页。
[70]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八,第48页。
[71]胡安国《春秋传》三十卷就强调“复仇”之义,显然有感于南宋初年政局而发,是以清东谈主尤侗说此书是“宋之《春秋》,非鲁之《春秋》也”。这是后东谈主解释《春秋》的常用手法。
[72]《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49页。
[73]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第23页。
[74]1980年代发掘的南越王墓出土了多量稀罕文物不错充分证明这小数。参看李林娜主编：《南越矿藏》,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75]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第27页。
[76]《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第2687页。
[77]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第9页。
[78]参看刘跃进：《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学的蕃昌》,《文学挑剔》2008年第5期。
[79]《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第2832页。
[80]《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第3776页。
[81]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卷一○,长春：吉林出书社,2017年,第167页。
[82]《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01页。
[83]《史记》卷逐个七《司马相如传》,第3063页。另参看刘跃进：《〈乌有赋〉〈上林赋〉的分篇、创作时辰偏激真谛真谛》,《文史》2008年第2期。
[84]五百年后,陶渊明亦有《感士不遇赋》,序说我方读董仲舒、司马迁之作,慨然惆怅,景仰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正谈清操之士,一筹莫展,表达的依然是雷同的感触。
[85]《史记》卷一三○《太史公书自序》,第3297、3319-3320页。
[86]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31页。
[87]对于司马迁的生平奇迹,参见刘跃进：《“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偏激〈史记〉综论》,《学术交流》2020年第5期。
[88]所谓六体,指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
[89]《汉书》卷四六《石奋传》,第2196页。
[90]参看刘跃进：《试论刘向、刘歆父子的文学功绩与学术孝顺》,《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另见刘跃进：《目次学与现代中国粹术研究》,《数据与文件学报》2020年第4期。
[91]苏轼评杨雄《法言》《太玄》语,吴伯雄编：《四库全书总目选》卷九一,南京：凤凰出书社,2015年,第256页。
[92]1976年陕西临潼县秦始皇墓隔邻出土秦代编钟,上头刻有秦篆“乐府”二字。参见寇效信《秦汉乐府考略———由秦始皇陵出土的秦乐府编钟谈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玄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袁仲一《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考古与文物》
1982年第4期)等文。
[93]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五,第82页。
[94]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七,第99页。
[95]《史记·乐书》：“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已经之士不行独知其辞,皆集合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奉告其意,多尔雅之文。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东谈主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暤,冬歌玄冥。”(《史记》卷二四,第1167-1168页)这四首诗即见十九章中。唯《西暤》有异文,作《西显》。详见《乐府诗集》卷一“郊庙歌辞·汉郊祀歌二十首”题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3页)。
[96]《汉书·艺文志》著录《封禅议对》十九篇波多野结衣 女同,注：“武帝时也。”(《汉书》卷三○,第1709页)